深改元年在深水区破冰

进入“全面深化改革元年”，改革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

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8个月之内4次开会，每次几个议题都令内外瞩目。时隔30余年，“改革”一词，再次成为唱响中国的最大声音。

白驹过隙，时代的命题已变，也催生出了新的改革要求。曾经许多问题需要迂回解决，如今需要大刀阔斧;曾经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如今需要配合高瞻远瞩的“顶层设计”;同样重要的是，改革需要有序推进，改革需要敢碰真问题。四大特点，照耀全面深化改革。

“敢破敢立、敢闯敢试，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。”8月20日，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。

制图：柴逸扉

大刀阔斧

改革的时间感很强

这一年的改革，中央的改革“时间感”很强，改革部署不断加快节奏推进。

2013年11月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。两个月后的2014年1月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召开会议。在这一“顶配”小组的首次会议上，工作规则、下设6个专项小组、改革措施落实分工方案等制度建构框架被确定。

过了1个月，2014年2月底，中央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。会上，习近平开门见山地强调，“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还有7年时间”，“起跑决定后程”。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溢于言表。

这次会议上，在通过了2014年中央深改组的工作要点之后，就开始审议和讨论具体改革议题：从经济体制到生态文明体制，从文化体制到司法和社会体制，在此次会上都有讨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会议“以问题为导向”的“倒逼改革”思维体现得非常明显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：“各项改革任务都能坚持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，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、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。”

中央深改小组的第三次会议，和上一次相隔4个月。这次会议，特色在于议题的重大。讨论的三个改革领域，都是具备全局性、基础性、同时又非常“难啃”的改革“硬骨头”：财税体制、户籍制度和司法体制。其中，司法改革不仅有总体方案，还选择了上海作为试点。这与30多年来，中国顶层设计与试点试验相结合的改革逻辑一脉相承。

时间又过了两个月，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。如果说上一次会议的特色在于命题重大，此次会议的特色就在于指向性的明显——议题直指社会公平公正和时代发展。

无论是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改革，还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，都事关目前社会呼声强烈的社会公平问题。前者事关收入分配与作风建设，后者则关系机会平等。而“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”的议题不仅事关媒体，更关系到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，如何做好意识形态这项“极端重要的工作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第四次会议上，审议通过了一份“七年规划”——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(2014-2020年)》。至此，中央深改小组的全面改革路线图已经绘就。

10个月的时间，中央深改小组从设立到召开四次会议，从制度设计到推出整体改革纲要，在“紧锣密鼓”的同时，改革同样“蹄疾步稳”。

顶层设计

改革需要总施工图

全面深化改革时期，一个工程学术语“顶层设计”，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名词。

“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，是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，以及我们想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的期望，涉及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制度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表示。

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，明确提出“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，负责改革总体设计、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、督促落实。”这一定位被明确解读为中国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。

如今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先后召开四次会议，在这4次会议中审议的文化体制改革、司法体制改革、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、招生制度改革、媒体融合发展等措施，在有关专家看来，都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。

每次会议所制定的方案，都足以影响相关领域至少数年。其中，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(2014-2020年)》，对未来7年的改革实施工作进行了整体安排，被习近平概括为“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”。

事实上，细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方案，中国各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意味明显。据统计，在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，已经启动的有39项，包括户籍制度、司法权力运行等多项重要改革。

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-2017年工作规划》、《2014-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》、《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(2014—2018)》、《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……文件名寥寥数语，影响的是中国的5年、7年甚至更久。

顶层设计的思维不只停留在中央层面，也有效复制到了各地。以改革的“硬骨头”之一国资国企改革为例，上海率先公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》，北京、广东、青海等多地，也都针对当地情况，有的放矢地推出了方案。例如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为30%后，天津定为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。

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一劳永逸，中国改革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经验同样宝贵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认为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把方向明确了，但具体怎么做，则需要从实践中先干起来。

“改革的方案都要着眼于未来，但未来有什么情况不确定，所以只要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就应该鼓励去做。”许保利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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